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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户口帐籍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其所需经费从何而来呢？《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云：“诸造籍……所须纸笔、装潢、轴，皆出当户内，口别一钱；计帐所须，户别一钱。”这表明，编制计帐所需经费，以人户为单位征收，每户一钱；编制户籍所需经费，以人口为单位征收，每口一钱。至于编制手实所需经费来源，史无明文。笔者以为，其当出于“口别一钱”的造籍费中，理由如次：第一，编制手实是编制户籍的前提，二者不能截然分开。第二，“计帐所需，户别一钱”，造籍所需，“口别一钱”，后者比前者的数量大得多，若每户以五口人计，也是前者的五倍。既然“户别一钱”的造帐费尚能满足一年一造的计帐所需，那么“口别一钱”的造籍费不可能只用于三年一造的户籍，而应包括一年一造的手实在内。

　　此外，唐朝政府还十分重视户口的检察工作，并特别制定律条，对户口、年龄不实的责任人严加惩处。《唐律》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减非免课役及漏无课役口者，四口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满四口，杖六十。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诸州县不觉脱漏增减者，县内十口笞三十，三十口加一等；过杖一百，五十口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各罪止徒三年。知情者，各同里正法。”（《唐律疏议》卷12《户婚》）文中的“脱户”、“脱口”是指隐瞒漏报的户口；“增减年状”是指虚报年龄，未到免役年龄（60岁）而诈称已过，已到成丁年龄（21岁）而诈称未到，以逃避国家应征的赋役。一旦发生“脱漏增减”问题，则按家长、里正、县、州的顺序层层追究，其中对家长的处罚最重，误一口徒一年，而且不管有意无意，都同样治罪。对里正、县、州的处罚则依次减轻，而且分为“不觉”（无意）和“知情”（有意）两种情况区别对待。若“不觉”者，里正误一口笞四十，县误十口笞三十，州随所管县多少论罪；若“知情”者，里正同家长例治罪，州县长官同里正例治罪。如果脱漏增减的是非课役口，则误四口按误一课役口对待，从轻处罚。

　　第一次发生于武则天时期。大谷文书二八三五号《长安三年（703年）停逃户文书》披露了这件事。该文书是敦煌县于长安三年（703年）三月为解决滞留在甘、肃、凉、瓜等州的沙州逃户问题而作。从文书可知，当时为了解决沙州逃户问题，曾设置了“括户使”和“括逃使”两个使职。“括户使”由当道（陇右道）采访史兼充，故称作“括户采访使”。“括逃使”由中央特派的御史充任，故又称作“括逃御史”。从行文看，敦煌县先将情况向括户采访使反映，再向括逃御史汇报，可见中央与陇右道均设有主管逃户问题的使职。毫无疑问，该二使是武则天特设的专门检括逃户的使职，表明武则天对于当时严重存在的逃户问题还是关注的，并设法予以解决。由此也可以看出，学界流行的关于武则天不重视逃户问题的成说是值得推敲的。可惜再无其他史料可资说明，其具体情况就难于确知了。

　　第三次发生于唐玄宗天宝时期。天宝四载（745年）二月，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唐会要》卷85《户口使》）。户口色役使的职能，顾名思义，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检察户口，二是主掌色役。所谓色役，南北朝即存在，是指各级品官及官府所用的各类仆役，如防阁、庶仆、帐内、执衣、门夫等等。王既为户口色役使，却恣行割剥，最著者为对待边兵死亡问题。按唐制，戍边者免其本人租庸，六岁替还，即只免除六年租庸。而边将耻于言败，士卒战死后往往不申报上级，故原籍仍保留该亡卒的兵籍，六年后即开征租庸。对于这种情况，王本应认真检察，予以纠正，而他为了聚敛，竟“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极大地加重了亡卒之家的负担和苦难。王如此严重的渎职行为，却因聚财上供，不仅不受责罚，反而得到重用。

　　玄宗以后，再未见有设置专使以检察户口的例证。为什么武则天、唐玄宗要设置括户使、括逃使、户口使这样的使职呢？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统治的时期是唐朝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随着近百年来封建地主经济的稳定发展，北魏以来实行的只适合于低水平的小农经济发展的均田制逐渐崩溃，被兼并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而农民的赋役负担却仍然如旧，丝毫不因他们失去土地而有所减轻。这就迫使农民大批逃亡，以避徭役。因为问题十分突出，且严重影响了唐朝政府的赋役收入和社会稳定，所以武则天、唐玄宗才设置专使予以解决。而在唐初及中唐以后，均未出现如此严重的逃户问题，一般的户口检察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胜任，中央政府自然无需再设置专使去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