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棋牌-开元棋牌官方网站

　　不过，随着史学的发展，专注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经历无法被纳入这种历史解释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国家叙事在西欧和美国就受到批判，这种情形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政治史，特别是对政府高层或政治精英行为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形形、受过教育的公众之需求”。历史学界开始对国史研究的统治地位发出挑战。在这种冲击下，历史研究的内容逐渐向民族国家边界之外延展。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史学家重视各种互动网络对人类经历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现了要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强烈要求，跨国史应时而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跨国史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和路径方法。

　　庞冠群：跨国史的兴起以跨国概念的使用为前提。“跨国”一词首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经济领域被使用，尤其是与跨国公司相联系。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早在1962年就用“跨国社会”一词来描述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包括贸易、移民、思想交流等。1970至1971年，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组织了一次关于“跨国关系”的会议。他们强调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现象的重要性，呼吁研究者考察跨国组织及其相互作用。显然，跨国史的兴起晚于社会科学领域对跨国问题的讨论，也正是社科领域的相关讨论推动了史学界对全球史与跨国史的思考。伊恩·蒂雷尔等西方史家在90年代初推出了跨国史概念，考察跨国联系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探讨如何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进行历史书写。

　　曹寅：其实，跨国史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有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脉络，因此需要区别对待。在美国，冷战时期区域研究的兴起为美国各高校历史系提供了大量研究非西方地区历史的学者。但多数高校的历史系还是以西方史为主流，因此那些专长于中国史、加纳史或埃及史的学者处于较边缘的位置。在承担这些国别历史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们还常常被要求负责亚洲、非洲或阿拉伯世界历史课程的设计与讲授。区域研究的训练背景以及讲授更广阔世界历史的教学要求，使得这些历史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中跨国联系的重要性。同时，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又为跨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加剧进一步促使这些历史学者思考人类历史上的“流动”和“互动”，跨国史研究也因此在美国（尤其是东西海岸受移民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过去30年跨国史的迅速发展，是历史学家空间观念变化的一种反应。全球史与国际史的兴起，也是这种反应的表现。跨国史的发展甚至对全球史造成了冲击。林恩·亨特指出，“大多数的全球史是跨国史和比较史，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史”。其实，跨国史与全球史的紧密关联，使得二者已经很难彼此分离。二者有共同的目标，即超越“容器式思维”的做法。不过，二者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全球史更为关注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结构性变化与整合，并从全球层面分析因果关联；而跨国史往往关注世界数个地域之间的交互进程。也有学者将跨国史与国际史相提并论，事实上二者在研究旨趣上同样存在差异。国际史侧重政治层面的考察，跨国史则关注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总体而言，跨国史、全球史、国际史在研究视角、旨趣方面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彼此间的差异，三者之间并无明晰界线。它们都对各种流动、交换，以及跨边界进程所构成的网络予以关注，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打破各种“中心主义”叙事。此外，它们对空间的关注，也挑战了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传统，共同推动了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

　　曹寅：以印度史为例，20世纪上半叶，国际学术界对印度史的研究主要受到欧洲东方学传统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在此阶段，多数研究都围绕着国家单位和精英视角展开。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影响，印度史的“贱民研究学派”诞生。学者们开始解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精英宏大叙事，尝试恢复印度基层边缘群体的历史能动性。21世纪以来，“贱民研究学派”的底层关注视角和跨国史研究方法在印度近现代史研究中逐渐交汇，涌现了一批探讨印度基层边缘族群跨国流动与印度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体系关联的成果。耶鲁大学历史系的阿姆瑞斯在《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一书中通过对19至20世纪往来于印度东南海岸和马来半岛的泰米尔底层移民经历的挖掘和再现，展示了这些以往被精英史学叙事所忽略的人群如何通过自身的迁徙塑造了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我本人也运用跨国史方法对印度旁遮普锡克族群进行了研究。在以往民族国家史学的框架下，锡克族群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度教徒和世俗主义者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角。但是我发现，20世纪初移居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美等地的锡克人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柱力量。他们利用遍布亚洲各地的移民网络积极组织和策划了各地的反帝反殖动，有力推动了印度的独立进程。但是这些跨国群体的事迹却在印度民族国家史学叙事中被遗忘了。2021年，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的达塔出版专著《英属马来亚印度劳工女性的社会史》，进一步推动了印度史和跨国史方法的结合。她发现19至20世纪来到马来亚的印度女性劳工在种植园的高压管理和剥削关系中形成了集体性别意识，并发展出了独特的抗争理念。她们对父权家庭结构、种植园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抗争，深刻影响了印度和马来亚的政治进程和社会家庭结构。上述研究表明，跨国史方法正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印度史研究中，帮助我们进一步解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构建的迷思。

　　庞冠群：法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转向，在宏观层面，布琼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2017年），选取了146个有代表性的年份，通过处在具体时刻的事物、人物和事件来阐述法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与互动，从世界的角度书写法国史。斯托瓦尔的《超越法兰西国界》（2015年），从跨国史的角度考察大革命以降的法国史，探讨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法属殖民地以及美国的关系，揭示出其普遍主义传统支配了法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互动。在中观层面，跨大西洋视角下的法国殖民帝国史近年颇受瞩目，这得益于21世纪初“法属大西洋”概念的形成。这类研究探讨法属大西洋社会如何被跨洋殖民主义网络塑造，讲述被奴役者视角的历史；同时它也关注大西洋经济对法国本土的影响，从跨国角度探索大革命起源问题。科学、知识、环境也是大西洋世界研究的关键词。《大西洋世界的科学与帝国》（2008年）从比较与跨国的角度展现了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科学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与殖民秩序的关联。克里斯托弗·帕森斯撰写的《并非如此新的世界》（2018年），则梳理了18世纪法国殖民者对新大陆环境的认知与塑造以及由此形成的大西洋知识流动。在微观层面，移民与难民问题天然具有跨国属性。例如，南特敕令撤销后，法国胡格诺教徒为逃避迫害流散至欧洲其他国家、北美、加勒比海、南非等地，《全球避难：帝国时代的胡格诺教徒》（2020年）正是关于胡格诺移民的研究。又如，西班牙内战期间数十万难民被迫移民，其中成千上万的儿童逃离西班牙，在法国被安置、照料。近年一些研究聚焦这段被忽视的儿童难民史。关于著名战役的跨国历史记忆研究也属于微观层面，比如在滑铁卢战役200周年之际，福里斯特讨论了欧洲各国对于这一战役历史记忆的塑造。总之，跨国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它为知识史、记忆史等新领域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路径，也为革命史、战争史等传统领域注入了活力。

　　曹寅：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德尔曼在网络平台发表了《现在的全球史是什么？》一文，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助长了公众、资本和决策者对人类社会进步取决于广泛联系和互动的乐观情绪。学术界迎合了这种乐观情绪，广泛宣扬以联系和互动为核心概念的跨国史（全球史）。但是，许多以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联系和互动为主题的研究不仅流于肤浅，缺乏问题意识和批评性，甚至为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秩序下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进程背书。阿德尔曼发现那些关注历史上跨国联系和互动的研究者也正是当今世界联系和互动的获益者，而他们关注研究的对象则更多是有能力可以自由跨国流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我认为阿德尔曼指出了跨国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只关注表面的跨国联系和互动，却不愿深挖这些联系和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一些群体因为跨国联系和互动而获益，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大多数无法自由流动的基层边缘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无法参与流动和联系，甚至因为精英主宰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关系而蒙受损失。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跨国史研究的最终关怀是什么？如果仅仅将跨国史看作是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一种补充，那它将无法摆脱民族国家史学中的精英宏大叙事。我认为应该将跨国史作为一种批判性工具，更深层次地理解跨国物种、人口、商品、知识、制度流动中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挖掘和还原这些流动中弱者的声音。总之，要时刻警惕那种将跨国史看作是为精英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历史合法性平台的想法，使其避免沦为权力和资本的助推器。

　　伍斌：史学研究可以走出民族国家。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仍然是历史书写的绝对主角。跨国史若对民族国家忽视乃至无视，无疑是本末倒置。诚如王立新所言，“跨国史是对国家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入江昭提出“民族国家当然仍旧是理解历史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重要性不会降低”。“跨国”更多的是主权国家主导下的“跨国”。因此，对任何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跨国研究，主权国家仍然是无法绕过的参照因素。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也指出，“民族国家实际上并没有消失，相反，尽管像欧盟那样的跨国政府已经创立，民族国家甚至还扩大了自己的功能”。跨国史只是在某些特殊问题和领域相对于其他方法更为适用。

　　曹寅：目前绝大多数学术作品在运用跨国史方法时都会强调其对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补充和反思。如果深究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跨国史研究，我们会发现许多跨国史的研究对象是有能力自由流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制度和商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跨国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学之间存在着共性，即都受限于宏大叙事和精英视角，缺少对基层边缘群体、非人类物种、自然环境的共情和关注。意识到跨国史可能存在与民族国家史学同样的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基层民众研究、环境史和微观史的方法和理论运用到跨国史研究中，进而真正地将跨国史与基层关怀联系起来。相关的代表作品包括戴维斯的《行者诡道》、科里的《伊丽莎白·马什的磨难：一个女人的世界史》、夏德明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等等。因此，跨国史旨在反思的对象应该是民族国家史学背后的精英宏大叙事。